Homo Bulla

萝卜妖怪:

摘录一些豆瓣的书评做记录。


P.S.要问我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得告解:我是个纯技术论者,理科傻是也。有一种说法,精神分裂是人类进化出语言的副作用。所以这——都不是事儿。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当代社会不理解也不知道什么叫俄罗斯。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不知道、不理解俄罗斯的现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东正教,不知道人民是怎么生活的。现在的情况更有这种悲剧性。不理解俄罗斯的俄罗斯人非常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预言上帝死后的荒谬,而今他的预言仿佛变成了现实,加之法国的存在主义与德国的表现主义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他们的先驱和旗帜,所以西方的批评家也多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阐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他们看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显示灵魂之深的恶魔式的人物,如“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伊凡等,并在这些人身上发掘具有预言性质的现代性。




但问题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如果仅仅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性叙事中嵌入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就显得崇高伟大,那么,19世纪在创作总体上更与现代主义接轨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韩波、魏尔伦、爱伦•坡等诗人和作家,不是应该获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崇高的地位?事实上,现代主义是基督教文化没落的征象,它所表现的世界的偶然堆积和人生荒诞感,已经不能感动读者。


……随着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扩张,一神信仰的地盘却在逐渐缩小,甚至无神论也开始抬头。


……基督教文化面临着科学理性与一神信仰的巨大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的暴风似乎要将基督教文化之船在科学理性的海洋上整个儿掀翻。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惊人的才华表现了假如上帝不存在会发生什么,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深刻地透视了人的行为和意识的深层罪恶,并且以大慈悲大仁德的襟怀描绘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芸芸众生的苦难,试图以基督教对他们加以拯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基督教文化果然没落了,他的作品就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绝响,而且也许是最响亮的。




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有许多无神论作家,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们高明在那里呢?其实,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即使在无神论的启蒙学者那里,也没有产生“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而是仍然沿用基督教“本质先于存在”的观念,只不过是以“理性”取代了上帝,而这一“理性”概念又容纳了上帝。诗人雪莱曾经因为宣扬“无神论的必然性”而吃尽了苦头,甚至被人称为“恶魔”;但是雪莱反对的仅仅是天启的上帝,并不反对爱和美的上帝,相反,雪莱对于在现象界之外的爱和美的理念世界和“一种精神”的永恒本体深信不疑。正如佩西神甫向阿辽沙所说的:“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世纪里,把圣经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后,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无神论者几乎都以为上帝的死去对于西方世界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更合理的世界。他们都没有看到,假如上帝死去,整个基督教文化也将随之崩溃。正如T. S. 艾略特在《基督教与文化》一书中所感受到的,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生长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人就要等青草长高了,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来,然后用羊毛再编织一件文明的衣裳,而这样一来需要经过许多野蛮的世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已经深刻地表现了艾略特的这种现代感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慈悲大仁德,就在于他感到没有上帝对于那些“超人”或许还可以忍受,可是对于那些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还值得活下去吗?加缪认为,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关于自杀的问题,探讨人是否值得活着比探讨世界有几个概念几对范畴要重要得多。但是,加缪的观点几乎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话语中抄来的,伊凡就说:“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周围全是面包。”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预见到了尼采所能预见到的一切,然而与尼采不同的是,他没有为此欢呼雀跃,而是为上帝死亡的事实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个人也许曾经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伊凡等恶魔式的人物,或者至少为这种思想所吸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在思考,那些不能在思想和艺术中陶醉,那些仅仅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庄稼人等小人物失去上帝该怎么办呢?


(私以为这是俄国文学最突出的一个伟大特点,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也有体现。大概因为俄国的农业产值占比不小,农民是比较多的。)


……事实上,在上帝死了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现代主义作品,正是对伊凡和德米特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的扩展。萨特、加缪的作品似乎是从对伊凡的道路走来的,卡夫卡、艾略特仿佛是对从德米特里的道路走来的,而阿辽沙则是永远地死去了。他们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后,痛苦地正视着上帝死后的偶然堆积和荒诞世界,在没有价值依凭的荒原上走着孤独的路,或者焦虑地“等待戈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雄辩地表明,从科学知识上,从认知理性上,从理论论辩上,恶魔已经彻底击败了上帝,上帝的存在仅仅是靠一种传统和人们的向善之心的纯粹信仰,而真理已经为恶魔所掌握。


……从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伟大的救赎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恶魔。尽管他本人对于上帝恋恋不舍,甚至以为是未来天国的必要保证,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诉他,上帝无可挽回地死去了!从真理的意义上讲,上帝确乎是死去了!但是,每当走到这个思想的边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就又回到基督教的救赎立场,因为他感到随着上帝死去的将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崩溃。可是他又找不出任何能够让上帝活下去的理由和证据,只是绝望地执着于神的救赎。于是他的思想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激烈地循环性地震颤,而正是这种循环性的震颤,成就了其艺术无与伦比的伟大。




尼采反对人道主义,认为人是卑鄙的,耻辱的,是应该被超越的,结果导致超人理论,直接反对基督教的人学和上帝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也都反对近代人道主义,也指出了人性的弱点,人的叛逆等,但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基督教的世界观,走向了神人。


……他并没有直接返回到历史上的基督教关于人的真理那里去,也没有返回到教父们关于人的真理那里去,这些关于人的真理只知道人的本性的罪恶,但还不懂得经历自由之后的人精神本性,或者说,传统的基督教人学没有经历自由的诱惑,而这个诱惑是必须经历,然后才能被克服的。




为什么我们非但没有感谢这位终身颠沛流离、衣食无着的先知,还要以最流言恶语加以诽谤,加以伤害?难道我们真的看不见就在眼前燃烧的熊熊大火,真的已听不见来自我们内心的撕心裂肺的呼告,我们真是如此地麻木?不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思想家尼采也发现了这一惊人的秘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惊人寓言: 
-"你们没有听说过一位疯子的故事吗?他在天光亮的早上,点起一盏灯笼,跑到市场上去,不停地大叫着:'我要找上帝!我要找上帝!" 
-"上帝到哪去了!"他叫道,"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把他杀死了--是你们和我,把他杀死了。我们大家都是谋杀他的人。" 
-"世界所有的一切当中最神圣最强大的东西,已在我们的刀下流血至死。谁来把我们身上的血清洗掉呢?我们有什么水可以洗净自身呢?我们得发明一些什么赎罪的节目,发明一些什么神圣的游戏呢?这个行动的巨大性,对我们难道不是太大了?难道我们自己不是必须变成神明,看起来才配得上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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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亚瑟-克拉克)





我们之必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不幸,而我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趋于极限之时,只是在我们感到整个生活有如一个火烧火燎、疼痛难忍的伤口之时,只是在我们充满绝望、经历无可慰藉的死亡之时。当我们孤独苦闷,麻木不仁地面对生活时,当我们不再能理解生活那疯狂而美丽的残酷,并对生活一无所求时,我们就会敞开心扉去聆听这位惊世骇俗、才华横溢的诗人的音乐。这样,我们就不再是旁观者,不再是欣赏者和评判者,而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受苦爱难者共命运的兄弟,我们承受他们的苦难,并与他们一道着魔般地、駸駸乎投身于生活的旋涡,投身于死亡的永恒碾盘。只有当我们体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惧的常常像地狱般的世界的奇妙意义,我们才能听到他的音乐和飘荡在音乐中的安慰和爱。




只有经历死亡,进入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的上帝的声音。真诚而坦率地供认生存和人性的贫乏,可疑和无所希望,这就是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听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对赤裸裸现实的狰狞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们才能汲纳另一种声音的深邃性和真理。


……第二种声音,即真正的来自天国的声音,它向我们显示了不同于死亡的因素,即另一种现实,另一种本质:人的良知。尽管人类生活处处有战争和苦难、卑辱与伪善,但总是还有另外的东西存在,那就是人面对上帝的良心和能力。即使良心也许会引领我们穿越痛苦和死亡的恐惧,导致不幸与罪责,但它终究会使我们摆脱孤独而无法忍受的无意义状态,使我们进入与意义、本质和永恒的关系之中。无论道德还是法则,良心都与之无关。良心可能会与道德和法则势不两立,不可共融。良心无比强大,它比惰性,比自私,比虚荣都更强大。当苦难深重,迷障重叠时,它总是能敞开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条路不是返回死亡的世界,而是超越这个世界,走向上帝。




这两种学说,在一位艺术家,也就是一位音乐家身上我也体验过相类似的东西(尽管我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去喜欢和聆听这位音乐家的作品,正如我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这就是贝多芬。他追求幸福、智慧与和谐,但它们并不能在平坦的道路上寻获,而只有在濒临深渊的道路上才能显现出来,它们不是轻易就可采撷的,而只能是受尽折磨和苦难。在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四重奏中,有许多乐章从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浓郁气氛里闪耀出十分动人的、纯真的柔和的魅力,这就是对意义的预感,对拯救的意识,这一切我们都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重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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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乜尔加科夫灵魂深处的秘密:他天生就有一点聪明才智,但与伊万根本不是一类人。伊万贸然把自己的思想敞露给斯乜尔加科夫,结果只能是把他带向自我毁灭的深渊。为什么在伊万的幻觉中,斯乜尔加科夫注视着伊万,“目光中充满近乎疯狂的仇恨”?为什么他对伊万说:“是咱俩一起杀了人”?为什么他把盗走的三千卢布原封不动地交给伊万?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和伊万从来就不是一伙人!在他和伊万之间没有什么“得到双方认可的密契” 。幻觉呈现的是斯乜尔加科夫自戕前发自灵魂深处的怨言:是你伊万启蒙了我,让我错以为自己和你一样是聪明人 。




这条线清晰地指给我们看到,“既然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做的”这番来自聪明人的洞识一旦抵达其旅程的末端,将会制造出不计其数的恶魔。


……可能的答案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真正主题是救赎——首先是哲人的自我救赎,然后才是多数人的救赎——而不是毁灭,全书后半部分的三场关键性对话的隐蔽主题都是正义……




拉基津首先向米嘉提出了以现代哲学为根基的新人,这些新人由新自然科学武装起来——一种排除了对目的的反思,只追求手段的无限进步的科学。这时米嘉问对方,如果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身后生命,那不就无所不可了?对此,拉基津嘲笑米嘉的愚蠢:
-聪明人能上天揽月、下洋捉鳖,没有办不到的事;哪像你,杀了人,就脱不了身,只得蹲大狱!


启蒙运动的真相就是把享乐主义变成一种政治方案,与古典享乐主义不同,现代科学否定快乐具有自然的界限;为此,必须首先瓦解传统伦理对人生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米嘉之口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新人:从罪恶中重铸出一颗崇高的灵魂,这些灵魂并非自由,而是无往而不在枷锁中,但他们将从苦难中得到上帝赐予的欢乐。




米嘉的演讲再次回到伊万时增加了两个要点:第一,他认识到自己不能和伊万相比,伊万是个共济会员 (这就暗示了伊万和宗教大法官是一类人);第二,米嘉说想在伊万的源泉里喝点水,开始伊万不吭声,但有一次对他泄密说,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虽然低劣不堪,但他的思维方法是正确的。我们由此明白了这三部分的布局意图:一旦少数人忍不住把自己的水拿给多数人喝,就会创造出拉基津这号人和他们的新人 。在《群魔》的开篇处,作者讲述从小人国归来的格列佛的故事,他继续把自己看作巨人,还在街上向其他路人大喊“小心被踩到”。如果被启蒙的多数人学会了这种傲慢,开始以巨人自居,后果将不堪设想。




《启示录》中预言的末世论事件已经被现代形而上学逐步变成盘绕在所有人头顶上的现实性。《宗教大法官》里由现代哲学所主导的历史进程被比喻为建造巴比伦塔,这个进程的终点以虚无主义大获全胜、人丧失了其立身为人的最高价值告终……


…… “奥秘”这个词出现在《启示录》里记述的巴比伦淫妇的额头上,她既是罪恶之城大巴比伦的象征,又是地上一切拒绝领受启示的世俗权力的代表。她的力量源自“奥秘”,现在按照红衣主教的的说法,这股力量自基督教会诞生之日起就秘密地为一个密契团体所驾驭,正是这个团体策划了现代性(建造巴比伦塔)的发生,并且制导着其走向拯救降临之前的大灾难。“酒杯”意象则暗示了柏拉图密教中的狄奥尼索斯神性——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为了大政治的实现所必须的破坏和毁灭,被思考为神性。


……在小说里,《宗教大法官》的故事是伊万这个角色创作出来的虚构作品,它揭示出年轻的伊万正经历着的思想危机:他意识到,万物和世界从中涌现的那股最高力量显现为意志,而意志出于意求自身存在的缘故并不拒绝残酷和邪恶,在大自然的丰富性情中,残酷和邪恶为创造着的快乐所必需,为在快乐与痛苦的循环中的生命所必需。宗教大法官把历史的最坚固基础不是建筑在道德、善和真理之中,而是建筑在力(奇迹)、技艺(秘密)和外观(权威)之中,这个真相的公开本身就是人世的大灾难。但伊万知道,人类就其本性而言归属于道德和善的世界,非道德的本相仅仅对更高的神圣者敞开;他感到痛苦的真正原因在于一种对人类的大厌恶,他意识到人类之归属于善乃是由于人类的渺小猥琐,而这等同于用虔敬的残酷和精致的恶这两条轭来役使人类并使之驯服的必然性。伊万在这必然性面前畏缩逃避,并非因为他良心有疚,无法接受人类的本质命运,而是因为他尚未成熟到有能力返回到自己的本性中,在洞观人类事物时一道领悟属于自己一族的苦难、美好和得胜之必然。无论如何,小说里的伊万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




这句话揭示出《宗教大法官》本身的秘密:虽然这篇讲辞讲清楚了多数人的幸福离不开什么,但是它没能阐明宗教大法官本人的生存根基是什么,也没能说明该如何为人世立法,因此它仍然无法免于虚无主义的危险。




神秘客对青年佐西马的理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大法官》保持着一致 ,而那位神秘客的生平以及他后来的行动则构成了对佐西马的“实践教育”。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他在法庭上坦白杀人罪行那场戏,就会发现这和小说结尾处伊万在法庭上的供白何其相似。是否可以把这理解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位于全书中心位置的《佐西马长老》里面预先点明了伊万的自我救赎之途?




作者对魔鬼的外貌极尽细致的描写本身就是反讽性的,它充分地展示出折磨着伊万内心的痛苦究竟是什么:魔鬼显示出的那种毫无灵魂的随和与近乎麻木的玩世不恭标示出伊万的未来:如果他没有在自我否定的折磨中自杀,那么就只能是沉沦。伊万对魔鬼的发脾气、使性子和咒骂全都暴露了他的心虚,他一再强调魔鬼只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并且是最愚蠢、最庸俗的那部分,在此以前这部分处于隐匿状态,但它又随时随地透过他的傲慢、尖刻与神经质表现出来。




阿辽沙或许并不懂得伊万的症结何在,但他知道哥哥饱受着内疚感的折磨,于是出于爱心想要帮助伊万。魔鬼的话不仅显示出伊万的内心活动,更重要的是伊万从阿辽沙身上隐约看到了某种出路:伊万虽然在智识上远高于阿辽沙,但这样的智识却没有带来灵魂的完善:难道智慧就在于懂得“无所不可”的道理?




在《群魔》中,基里洛夫认为,人是出于对来世的恐惧而不敢自杀。 接下来他又把这种恐惧追溯到生存本身,据说生命的本相就是痛苦和恐惧,这无异于说,来世和永罚这一宗法性的恐惧植根于人的贪生怕死的本性,尽管这毫无道理。宗法性的恐惧是根据人的贪生怕死的本性设计出来的,通过取代自然恐惧来强制人过上有德性的生活。基里洛夫认为只要摧毁上帝信仰,人就会积极地直面生命的本相,以自杀来确证自己在充满痛苦与恐惧的生活面前是自由的,因为所有的在世恐惧都是由死亡恐惧派生出来的。基里洛夫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像他这样的智识人与普通常人对待死亡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旦常人认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恐惧也白搭,他们很可能反而无所顾忌地去及时行乐,那时一切道德准则都将动摇。基里洛夫也没有说清楚生存为何是充满痛苦和恐惧的,不过我们凭借以上的探究可知,这可以归因于常人渴求的基于身体感觉的幸福与人世命运的变幻无常之间的冲突 ——常人的种种操劳和苦恼是其(反自然的)自然本性导致的结果。智识人的生存品质被有意忽视,也就是说,虚无主义产生自一场对生命本相的认识的深刻转变:从以理性作为衡量尺度并由此认为生命指向一个确定的、自然的完善状态,到以感觉作为尺度并进而否定生命有着自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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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不很认同,不过有几段论得很精彩别致)





老陀使尽全身力气想从地下室里走出来,他像溺水一样渴盼着一只手从上面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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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扎诺夫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时说:“托尔斯泰令人吃惊,陀斯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动,”这句话见地非凡。大多数人的感受与此正好相反。他随后又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沙漠中的骑士,背着一只箭囊,他的箭射向哪里,哪里便流血”。沙漠里无什么活物可言,他的意思我明白,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箭射向大地,大地就会流血,射向岩石,岩石也会流血。他即使斗胆射日,也不足为奇,因为他有足够的疯狂足够的愤怒足够的悲伤足够的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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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佐西马的死,能揭露“长老制”的制度缺陷:绝对权威即便不独裁,至圣至贤的人享受此权利,也会因为被他人的嫉妒而毁坏制度的初衷。所以佐西马神父的尸体正常的发臭时,哪位苦修的神父画风一变,来伸张正义来了,别说那么爱佐西马神父的阿辽沙了,连我都受不了。但长老制如此,绝对的权威,身前不容置疑,死后给了反对者一个把柄,落井下石的人自然接憧而至。“长老制”在制度层面不可能引导至宗教目的,因为权威的过程后,需要一个权威的结局来结束,即长老逝世后大家都在期待的奇迹。并有这个奇迹,来说服反对者,那么这个制度迟早要玩完。伊万看清了这一点,并且他认为即便奇迹出现,也依然要玩儿完。因此他做诗,宗教大法官的故事,耶稣即便复活了,也只能被教徒送到火柱上神圣无比的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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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大法官》展现了人与神多方面的对立:暴政与自由、理性与信仰。暴政的表面是叛离自由,实质是叛离信仰。因此暴政对自由批判本质上是理性主义对信仰的批判。面对这样的攻击,神用沉默为自己辩护。无声地宣讲属于天上的真理——自由。也许在尘世它总是难以理解的,包括因自由所生出的苦难,它们咬噬人的身心,迫使人不得不对神发出“天地不仁”的痛呼和疑问。但上帝的仁依赖信仰体会,通过启示觉察,不可以单靠理性思考感知。“有启示的地方,无论是我们的真理,还是我们的理性,还是我们的光明,都是毫无用处的。……相反,只要我们这里有光明、理性和真理,我们就会把启示赶走。” 当进行神义论思考时,我们不应当脱离宗教信仰的语境。因为理性思考不是神的世界的全部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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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一个从基督教角度出发的解读)





伊凡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爱人类的表现的话,人类相互间的爱又该通过什么表现呢?”这就是说,如果基督是上帝,则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基督怎么可能爱人类,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地上。……伊凡的意思是“基督式的对人类之爱虽然是不可能的神迹”。他的问题是,这种神迹之所以不可能实现是由于“人本性恶”呢,还是由于人类内在的品质中某些因素作祟。是由于人选择了道德意义上的恶呢,还是由于那种所谓的道德意义上的恶就是人类的一种秉性?即恶是一种人类秉性的反映而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也许,人类的大部分苦难并不是自由所致——尽管自由是基督表达对人类之爱的礼品,但却是人类自身难于“消受如此巨大的神圣之礼,以至于成了一种精神负担。”因此,基督之爱非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痛苦。这就是说,“爱你的邻人”可能吗?如果可能,前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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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团雾霭
滚滚升起,好像带走了
压在世间的全部黑暗,
溶入神的黎明光辉,
仿佛有无数的声音从深渊冲向霄汉
成千人在一起悲诉。
他好像平生第一次听到
人间的全部苦难,
悲诉自己不堪痛苦的哀号
越过大地,疾呼苍天

他听到的是弱小者们的声音:
以身相许错了的妇女们的声音、
自嘲自叹的妓女们的声音、
始终受人欺凌者的内心怨怒声、
从来没有笑容的孤独者的悲哀声,
他听到的是孩子们的抽噎声、哭诉声、
那些被偷偷诱奸的弱女子的悲怆叫喊声。

他听到了一切被遗弃、被侮辱、麻木不仁、
受苦受难者的声音,
那些忙不见经传的殉难者的声音,
他听到他们的声音
以高亢的音调
冲上寥廓的苍穹。
而他仿佛看见
只有痛苦向上帝飘然飞去,
幸运极少的沉重生活
依然把他们拽留在地。
然而,在倾诉地上苦难的齐声哀号
阵阵袭击下,
无垠的天空已愈来愈亮;
他知道,
上帝将会听到他们所有人的声音,
他的天空中已响起慈悲之声!

上帝不会审判可怜的人,
只有无垠的怜悯永照他的天庭。
人间处处是瘟疫、战争、死亡、饥馑,
于是这个死里得生的人竟觉得
受苦受难倒是乐事,而幸运却成了痛苦。
闪闪发光天使
已降临大地
把痛苦中产生的圣洁之爱的光辉
深深的照亮大地的正在寒颤的心扉。

这使他好像跌倒似的,
跪下双膝。
他这才真切地感觉
充满苦难的整个世界。
他的身体在哆嗦,
满口白沫,
面部抽搐,
幸福的泪水
滴湿了死囚服。
因为他感到,
只有在触到了死神苦涩的嘴唇之后
他的心才感受到生的甜蜜。
他的灵魂渴望着去受刑和受折磨,
他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秒钟里的他
正如千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
在同死神痛苦地一吻之后
又不得不为受难去爱生活。

士兵们把他从刑柱上拉开。
他的脸苍白得死人一般。
他们粗暴地
把他推回到囚犯的行列。
他深深地陷入沉思
因而目光奇异,
是卡拉马佐夫把一丝苦笑
挂上他抽搐的双唇。


-茨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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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些读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完全成熟、形态完美之处。像福楼拜和纳博科夫这样的小说家,他们对于表现世界的色彩、对称、阴影、含蓄笑话等方面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挖掘支配世界的基本规则和结构的兴趣;对于表面和神韵的关注,也要大于对生活和世界规则的关注。读福楼拜和纳博科夫的快乐,不在于挖掘作者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在于观赏他们对细节的关注和出色的叙述。
但我还是想说,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作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能算是这类作家中表达最清楚易懂、最有趣的一位,他只是其中一员而已。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来说,书中世界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深入挖掘,以理解这个世界的支配规律,并在它的内部找到一处角落,然后就可以依据自己的是非标准来此生活。但是,我们这么做时却发现,自己已开始变成小说试图探索的那个不完满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与小说抗争着,对这个仍处于变化过程中的世界所有的恐怖和不确定性,我们也开始有所察觉,并觉得要对此承担责任,仿佛我们与书本的抗争已成为为了解解码自身存在意义而进行的个人抗争的一部分。因此,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们非常恐惧,他使我们看到了自身的状态,即那些规则从来就不是十分清晰明了的。




因此我开始明白,那个嗜好理论、嗜好书本的绝对主义者伊凡,在本质上与我更为接近。所有那些生活在贫穷的非西方国家、将说教的自我埋首于书中和思想中的愤怒青年,都与伊凡的无情冷酷有几分相似。我们在伊凡身上可以看到政治阴谋家的影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里研究过这些人,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继续统治俄国的还是那些人。


最伟大的要属德米特里,我把他看做一个遥远的英雄,至今也是如此。他世俗,这方面像他的父亲;他和父亲争夺同一个女人,这使他比兄弟们看起来更为真实。但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最容易被我们忘掉。我们注意到他与他父亲何其相似,但最终我们却觉得,德米特里的问题与我们关系不大。我是说,我们在内心深处其实感觉不到那些问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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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虚无主义都已经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或自杀了,上帝也曾被尼采这个疯子宣称死亡,剩下的只有人与人的战争,那即是苦难。书中佐西马长老曾说:“苦于不能施爱,那就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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